金秋十月，沁涼徐風漸起，但國內、外的烽火話題，卻不亞於秋老虎發威；內有政壇紛擾不斷，外則是美國政府第18度關門大吉。

白宮熄燈不是新聞，引發這回府會惡鬥的是「病患保護與平價醫療法案」（俗稱「歐記健保」）。無獨有偶，相同問題也引起窮人銀行創辦人、2006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尤努斯的注意，今年起在美國實施GPC（Grameen PrimaCare）的基層醫療計畫，協助數以百萬的基層民眾享有優質醫療服務。

提及尤努斯，自然聯想起「社會企業」，其定義在各地多所不同，若採用「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」（OECD）的說法：「這是一種有助於勞動市場整合、社會包容、經濟發展，同時能滿足社會與經濟目標的創新商業模式」。不論範疇為何，全球確已颳起一股「社企風」，不少國家著手相關立法，台灣也在今年3月下旬宣示跨部會推動，並由勞委會提出「社會企業發展條例」草案。

也因此，若干基本概念宜速形成共識，否則恐淪為「雷聲大雨點小」，致使草案出爐之日遙遙無期。
既是商業模式，就可概分為兩大類：第一是「有利可圖」，在獲取利潤後該如何分配，又可粗分為兩個層次，一是股東參與分配。但因須同時滿足社會與經濟目標，其利潤空間可能遠不及其他同業；對普羅大眾而言，此類型與因營運不善導致低獲利的一般公司有何差異？若決定股東分配比例較低，則比例制定標準為何？比例多少方為妥適？

二是股東不參與分配。但股東也是社會企業的利害關係人之一，如透過減損股東權益來嘉惠其他關係人，這種「獨損一方」的不公平做法，實非社會企業追求的目標。

第二大類是「無利可圖」。這裡亦或有兩種情境：一是以社會企業出發，卻挖掘到意外商機，惜受限於「無利可圖」的經營宗旨，只好將獲利部門分割出去，成為一般商業組織；但這種型態與現有中小企業育成中心、工研院、資策會等機構同質性似乎太高。另一則是自始至終都無利可圖（或虧損）。只能倚賴不穩定的後進者，傳承發揮唐吉訶德精神，卻奢談永續可能。

基於以上考量，不免引來一派論述：社會企業實為「好人難做」，也援引1976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米爾頓‧傅利曼（Milton Friedman）的名言：「企業的社會責任就是賺錢」，強調公司已經由納稅支持政府財政，其餘應屬各企業的良心行為，無需強制立法或規範。但金融海嘯的殷鑑不遠，此派說法似難自圓其說。
對此，筆者並不悲觀。

廿世紀以前，世界經濟瀰漫一股新古典經濟學的實業精神，隨著各洲大陸的陸續聯通，加上前後兩波工業革命的科技進步，人們的需求開始遠大於供給，故如何提供標準化、高效率、低成本的大規模生產，遂成為企業競相追逐的經營圭臬。但回首過去半世紀，哪一家企業敢輕忽管理（Management）或行銷（Marketing），這兩門晚近才蔚為商管學界的主流學問，管理失當無異是作繭自縛，漠視消費者需求等同於自掘墳墓。

簡言之，企業經營手法、商業管理準則需要與時俱進，甚至重新建立典範。隨著後金融海嘯時代，各界對於企業倫理、企業社會責任（CSR）等諸多反思風起雲湧，難保卅年後不會出現－所有公司都是企業社會責任/企業倫理信徒，都能善盡CSR、顧全各利害關係人權益，同時兼顧社會與經濟目標，造就一番「普天之下，莫非社會企業」的景況，自然也無須為如何制定專法而傷神。

換言之，不論社會企業專法何時頒布施行，都應同步加速企業體現CSR/企業倫理的節奏、公部門強化引導或制定相關誘因與配套規範，加上民眾積極提升「良心消費」意識，由下往上要求企業負起社會責任，才能共同攜手建置和諧融洽的友善社會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