02/27《經濟日報》名家觀點專欄：

 「企業倫理」此其時也！

甲午年伊始，美國總統歐巴馬宣布「搶救貧窮大作戰」！計劃推動調升最低工資，並將鎖定聖安東尼奧、費城等全美最貧窮社區，投注更多政府資源，幫助貧者擺脫貧者更貧、世襲貧窮的惡性循環，落實縮短貧富懸殊的承諾。 

 無獨有偶，同一時間的大西洋彼端梵蒂岡，天主教教宗方濟各宣布新樞機主教名單，赫然在海地與布吉納法索首度出現樞機主教，教廷發言人證實，這位史上第一位來自拉丁美洲的教宗，認為樞機主教團結構過於偏重富裕國家，決意將教牧焦點轉向貧民窮人。  

不僅政治、宗教領袖的觀點如此，經濟學界也出現反省聲浪。200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約瑟夫‧史提格里茲（Joseph E. Stiglitz），在2012年出版的新書《不公平的代價》中指出，市場力量龐大無比，卻欠缺與生俱來的道德性格，使得金字塔頂端的1%，透過各種資訊不對稱或政治影響力等優勢，無止盡地犧牲其餘99%的生計，因而致使工作機會消失、經濟成長停滯。 

他強調，這種道德羅盤錯亂的情況，將使得原已「大到不能倒」的財團或金融機構繼續綁架政府，只求自身財富如滾雪球般不斷膨脹，而管理失能、政策失當的政府卻完全無法矯正市場失靈，受害最深的不只有中產與勞工階層，更傷害了人類文明長期積累而成的民主政治與司法體系。

 於是，「占領華爾街」運動喧騰一時，反商仇富的敵意蔓延全球；法國更自今年起開徵稅率高達75%的富人稅，試圖以國家力量一舉顛覆長久左右世界的右派價值觀。

 身為眾矢之的的企業家們該如何「見不賢而內自省」、「躬自厚而薄責於人」？企業倫理／企業社會責任或許是解方之一。

 以學理解釋，如果一家企業只關心利潤極大，犧牲一切後的最大效益會在企業運作初期立即浮現（只關心一期盈虧的靜態分析），但見利忘義的後遺症，不免會在第二、三…期後逐漸侵蝕企業獲利（加入時間變項後的長期動態分析）；換言之，企業若想可長可久、穩健發展，「先義後利」才是追求永續的最佳策略。

 用實際案例具體說明：一家企業為追求業績，肆無忌憚汙染環境、違規排放有毒廢水，運營初期的獲利表現自然會遠優於其他守法同業；但遲早有一天，生態環境會反撲、違法事證會被揭發，屆時所有苦心經營的客戶、商譽、形象…都將毀於一旦，更遑論永續成長。

 若觀察現實面向，一家企業能夠從無到有、由小而大，多少都曾受惠於國家社會的無形幫助與寬厚包容，最典型的例子是美國政府扶植本土汽車業；1997年發生亞洲金融風暴，南韓重創遭國際貨幣基金（IMF）進駐整頓，家家戶戶樂捐黃金、愛用國貨，踴躍響應洗刷國恥；台灣也從1960年代的「獎勵投資條例」起，接續推出「促進產業升級條例」，到現在的「產業創新條例」，不斷提供企業有關人才、融資、甚至租稅優惠等主客觀有利條件。 

 但如果企業無法尋思報本反始、善盡社會責任，矢志營造與利害關係人共生共榮的發展環境；難保有朝一日，這些友善互利的外部資源恐消失殆盡，甚至回過頭來成為討伐企業惡行的急先鋒。

自亞當‧斯密（Adam Smith）1776年發表《國富論》以來，資本主義走過追求最大利潤、改善人類生活，卻流於競逐偏鋒、致使盛極而衰的200多年；是時候該以企業倫理／企業社會責任積極導正，尋回企業推動時代進步的根本價值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