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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04/18《經濟日報》專欄:成長性分配
2014/04/18

2月下旬,財政部宣布最新一波「財政健全方案」,精神是透過開源節流方式雙管齊下,力求政府收支平衡、嚴控財政繼續惡化;主要做法有二:「以富濟貧」、爭取社會認同,並同步減少支出、積極活化資產。整套方案除可填補政府每年近四分之一的龐大財政缺口外(年增約700億稅收),還盼能一併謀求縮減貧富差距、落實公平正義的政策目標。

撇開政府舉債上限即將觸頂的壓力不談,該方案透過租稅手段/工具進行社會財富重分配的意圖十分明顯,不禁衍生出若干隱藏命題有待釐清:如所得分配不均是否會拖累經濟成長?如果是,縮小貧富差距能否有助經濟持續成長?如果答案也是肯定的,是否存在一個最適貧富差距比率?上述疑惑都是「分配」與「成長」間的大哉問。

從學理分析,經濟成長果實是按照各生產要素(土地、人力、資本等),依其邊際生產力大小獲得分配利潤。如同1974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弗里德里希·海耶克(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)所云,所得分配不均其實是反映個體天賦與自身選擇/努力的差異,是一種自由經濟發展的正常結果。

他強調,若政府積極干預,反而可能破壞市場效率,降低個人經濟活動誘因,從而減弱經濟成長動能,導致發生絕對貧窮。海耶克認為,政府唯一任務是提供公平機會,避免採取任何不正當侵犯個體自由的舉措(針對弱勢族群提供的社會安全網不在此限)。

可是,走過逾半世紀的全球經濟,發展面貌早已全然不同。根據國際貨幣基金(IMF)上月發表的最新報告,貧富差距過大勢將衝擊成長潛力,因其可能造成政治動盪與不穩定的高度風險,進而影響投資布局與意願。

聯合國貿易暨發展會議(UNCTAD)也曾研究發現,縮減逐漸擴大的財富及所得差距,不僅可帶來公平與社會福利,並能具體提升經濟成長。以亞洲國家為主要研究對象的亞洲開發銀行(ADB)則認為,適度所得不均有助激勵投資與經濟成長,故舒緩貧富差距惡化的最佳對策在於有效縮小不均,而非完全消除不均。

綜上所述,所得分配不均的演變或可概分為三個階段,在自由市場經濟遊戲規則下,貧富差距擴大似不可逆,但如惡化超過某種臨界點,風險將由經濟問題升高為社會問題;若有關當局持續坐視不理或因應相對緩慢,可能進一步激化為政治問題,導致抗爭聲浪頻傳或爆發流血衝突(如近年的埃及、委內瑞拉、烏克蘭等)。

因此,如何透過公共政策妥善進行社會財富重分配,在「分配」與「成長」間取得最適平衡,甚至透過完善制度引導發揮加乘效果,達到「成長性分配」的理想狀態,是未來各國政府迫在眉梢的當務之急。

類似邏輯亦可適用於商業組織,筆者試圖以《信義房屋》過往經驗說明。早在草創階段就確立迥異於同業的薪獎制度:如為感念同仁一年來辛苦奉獻,每年固定提撥三分之一稅後盈餘作為年終獎金;為盡可能照顧同仁生計,形塑「不因短利忘長利」的基本信念,我們向來主張高底薪、低獎金;為厚植同仁合作無間的團隊精神,業績獎金還有部分比率屬團體獎金,希望同仁充分體認「合作」後再「分工」的組織文化。

這些設計,就是希望透過整體利潤合宜分配,創造可長可久的穩定營收與持續發展。近30年實務經驗證明,這套「成長性分配」做法,初始效果或不如預期、短期爆發力不夠亮眼,但終會迎來水到渠成、漸入佳境、長治久安的一日。

任誰都不想走到治絲益棻的政治問題階段,欣見政府跨出財政重整的第一步,僅以信義經驗祝福台灣「成長性分配」改革成功!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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