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月下旬，財政部宣布最新一波「財政健全方案」，精神是透過開源節流方式雙管齊下，力求政府收支平衡、嚴控財政繼續惡化；主要做法有二：「以富濟貧」、爭取社會認同，並同步減少支出、積極活化資產。整套方案除可填補政府每年近四分之一的龐大財政缺口外（年增約700億稅收），還盼能一併謀求縮減貧富差距、落實公平正義的政策目標。

撇開政府舉債上限即將觸頂的壓力不談，該方案透過租稅手段／工具進行社會財富重分配的意圖十分明顯，不禁衍生出若干隱藏命題有待釐清：如所得分配不均是否會拖累經濟成長？如果是，縮小貧富差距能否有助經濟持續成長？如果答案也是肯定的，是否存在一個最適貧富差距比率？上述疑惑都是「分配」與「成長」間的大哉問。

從學理分析，經濟成長果實是按照各生產要素（土地、人力、資本等），依其邊際生產力大小獲得分配利潤。如同1974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弗里德里希·海耶克（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）所云，所得分配不均其實是反映個體天賦與自身選擇／努力的差異，是一種自由經濟發展的正常結果。

他強調，若政府積極干預，反而可能破壞市場效率，降低個人經濟活動誘因，從而減弱經濟成長動能，導致發生絕對貧窮。海耶克認為，政府唯一任務是提供公平機會，避免採取任何不正當侵犯個體自由的舉措（針對弱勢族群提供的社會安全網不在此限）。

可是，走過逾半世紀的全球經濟，發展面貌早已全然不同。根據國際貨幣基金（IMF）上月發表的最新報告，貧富差距過大勢將衝擊成長潛力，因其可能造成政治動盪與不穩定的高度風險，進而影響投資布局與意願。

聯合國貿易暨發展會議（UNCTAD）也曾研究發現，縮減逐漸擴大的財富及所得差距，不僅可帶來公平與社會福利，並能具體提升經濟成長。以亞洲國家為主要研究對象的亞洲開發銀行（ADB）則認為，適度所得不均有助激勵投資與經濟成長，故舒緩貧富差距惡化的最佳對策在於有效縮小不均，而非完全消除不均。

綜上所述，所得分配不均的演變或可概分為三個階段，在自由市場經濟遊戲規則下，貧富差距擴大似不可逆，但如惡化超過某種臨界點，風險將由經濟問題升高為社會問題；若有關當局持續坐視不理或因應相對緩慢，可能進一步激化為政治問題，導致抗爭聲浪頻傳或爆發流血衝突（如近年的埃及、委內瑞拉、烏克蘭等）。

因此，如何透過公共政策妥善進行社會財富重分配，在「分配」與「成長」間取得最適平衡，甚至透過完善制度引導發揮加乘效果，達到「成長性分配」的理想狀態，是未來各國政府迫在眉梢的當務之急。

類似邏輯亦可適用於商業組織，筆者試圖以《信義房屋》過往經驗說明。早在草創階段就確立迥異於同業的薪獎制度：如為感念同仁一年來辛苦奉獻，每年固定提撥三分之一稅後盈餘作為年終獎金；為盡可能照顧同仁生計，形塑「不因短利忘長利」的基本信念，我們向來主張高底薪、低獎金；為厚植同仁合作無間的團隊精神，業績獎金還有部分比率屬團體獎金，希望同仁充分體認「合作」後再「分工」的組織文化。

這些設計，就是希望透過整體利潤合宜分配，創造可長可久的穩定營收與持續發展。近30年實務經驗證明，這套「成長性分配」做法，初始效果或不如預期、短期爆發力不夠亮眼，但終會迎來水到渠成、漸入佳境、長治久安的一日。

任誰都不想走到治絲益棻的政治問題階段，欣見政府跨出財政重整的第一步，僅以信義經驗祝福台灣「成長性分配」改革成功！